2025年配资一览表最新纪事｜全连每人记大功！西藏和平解放前，进藏先遣连牺牲近半

那年今日

1951年5月23日2025年配资一览表最新，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一件大事。

今天，北京日报纪事带您回顾，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如何用生命铺就了一条天路。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毛主席的这句话，揭开了74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

1950年7月3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带着为大部队探路的任务，踏上了征程。7个民族、136名战士组成的这个连队，也成为了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

在他们脚下，用生命铺就了一条天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先遣连行进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中。

其艰难不亚于长征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进军西藏的决定》，确定以西南军区为主力自川康方向进藏。此外，从云南、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心”进发。18军后来也以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而闻名于世。

不过，解放西藏的主力任务最初并不在西南军区，毛泽东将这副重担指派给了“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彭大将军指挥着第一野战军横扫西北。8月6日，他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不久后，11月23日，毛泽东再次发电报给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最早提出。

但是，刚刚转过年来，毛泽东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任务主力转换的原因在下达命令的电文中说得很清楚：“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这确实是依据实际情况所做的必要调整。即便是在现在的交通条件下，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四条进藏主通道中，新藏线也是最为险峻艰难的一条。而在1964年新藏线通车之前，这个方向上根本就没有路，西藏和新疆被巍巍昆仑山脉完全隔离，交通断绝。

中央对进军西藏的最后部署是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

刚刚解放了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为此专门组建了独立骑兵师，善打硬仗的原五师副师长何家产任骑兵师师长。

1950年5月，完成了骑兵师建制的何家产赶到兰州西北军区领受任务。

彭德怀的桌上，摆着一张四百万分之一的地图。独立骑兵师要进军的西藏阿里地区，在这张地图上还没有巴掌大。显然，这不是一张能用来行军打仗的军用地图，但在当时却是惟一一张阿里地图了。据说，这张图还是陈毅托人从香港买来的英文分省地图，是几十年前东印度公司的产物。

直到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有了一支“丈量世界屋脊”的测绘队。这支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测绘大队”的队伍，用牺牲22人的代价，历时20余年，才完成了藏北高原的测绘任务，填补了共和国大陆上最后一片测图空白。

而彭德怀交给何家产的地图上，西藏北部还是一大片空白，只有一个黑点和几个英文字母，即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

彭德怀用红铅笔把黑点圈了起来，对何家产说，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

这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却画不出连接线的漫漫行军路。没有路，没有向导，没有行军路线，只有一张聊胜于无的粗糙地图。横亘在面前的，只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和千里无人的阿里荒原。

何家产带着这样的任务返回了新疆，见到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王震。

此前，王震就曾派人对新疆和西藏间的道路状况做过侦察，侦察结果汇报给彭德怀后转给中央：“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均有（海拔）6400米有余。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由此提出“不宜大量出兵，应先派出一连左右的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等任务。”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王震指示何家产，抽调精干组建一支先遣连，为大部队探路开路。

先遣连

新疆当地群众欢送先遣连进军西藏。

1950年8月，一封由新疆于阗寄出的家书，送到了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陈永泰家。写信的是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1948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走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这时，他已经随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忠义就是进藏先遣连的一员。由于保密的需要，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

这封家书却成了陈忠义留给家里的最后音讯。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的陈永泰，一直将其珍藏在身边。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封信映射了一段英雄史诗般的历史进程。

2010年，陈永泰带着这封信找到了当年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耄耋之年的老人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泪如泉涌：“这是一排长王永平代笔写的。我们出发前，很多战士都给家里写了信，都找他代笔。他牺牲了，你的父亲也牺牲了……”

时光闪回60年前。1950年7月31日，在新疆于阗县普鲁村一个靠河边的麦场上，先遣连举行了进藏誓师仪式。

136名先遣连干部战士由汉、藏、回、蒙古等7个民族组成，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属于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和陈忠义一样，先遣连的不少战士是在和平解放新疆时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而来，包括连长曹海林。先遣连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大部分士兵由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改编而成。连队的核心，则是从全军抽调来的20多名党员骨干。

二军是一支有着辉煌军史的部队，前身就是著名的359旅。他们跟随彭德怀、王震转战大西北，攻西安、克兰州、取西宁、进新疆，战功彪炳。

委派给先遣连任前线总指挥的李狄三，时任1团保卫股长，1938年就参加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小数十战；原团部参谋周奎琪、干事陈信之下连队，组成前线指挥部；副连长彭青云原是侦察参谋，特级战斗英雄，在进军关中第一战的壶梯山战役中，只身端掉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被称为“壶梯山小老虎”……

彭青云现在还在世，只是因为脑血栓，老英雄已经卧床数年，再也不能讲述那些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那段历史，只能从十几年前老人的一次口述回忆中追寻。

先遣连出发之前，彭青云就已带人进行过三次侦察。前两次，皆因路途艰难，出现严重伤亡而无功而返。第三次，彭青云带着9名侦察员走了31天，终于翻过了昆仑山。他们来到一个湖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暖和，彭青云就给湖取名“暖海子”。几天后走到一座小山旁边，为了记住走过的路线，他们把几件旧衣服埋在山包上，并给这座山取名“埋衣山”。

彭青云带队踏勘出的这条线路，就成了进藏先遣连的行军路线。而这段路，其实只能称作行军的开始。和他们之后遭遇的艰难困苦相比，翻越昆仑山的艰险甚至都可以说“轻松”了。

临出发前，新疆军区政委王恩茂得知先遣连还差一部分防寒物资，当即表示全部由军区解决。他找来后勤部领导说，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先遣连每人至少有两件防寒皮衣，除每人一件皮大衣外，必须要有一件皮裤或一件皮背心，还要保证每人有一条毛毡或毛毯：把军师级干部配发的翻毛皮鞋全部收回，连同库存的全部发给先遣连的人员。另外给每人发了一双毡筒，帐篷全部换成棉制的。经过清点，皮大衣还缺20多件，王恩茂当场脱下自己的皮大衣，并要求军区其他领导及机关干部也将大衣捐出。

在誓师大会上，彭青云骑着一匹披红挂花的马跑到主席台前，从何家产手里接过写着“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然后骑马擎旗绕场三圈。

红旗猎猎，马蹄声声。先遣连在“向西藏大进军”的大旗引领下出发了。

何家产骑着马，一直把队伍送到了昆仑山脚下的苏巴什河边。李子祥给陈永泰讲起，那时正赶上发洪水，战士们依次缓慢渡河，他走在队尾断后。一股急流冲来，李子祥一个趔趄，差点被冲走。何家产站在岸边急得大声叫喊，一下子晕倒在河边——海拔4000米的苏巴什河谷，已经让很多人严重缺氧。

这却是进藏先遣连整个征途中海拔最低的地方了。

雪盲

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

进藏先遣连出发时，可以说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三个步兵排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轻机枪。第四个排是机炮排，装备有6门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

这些武器虽然齐备，在以后的进军途中却极少被使用，因为他们带着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进军，要面对的也不是持枪之敌。事实上，在建立第一个据点后，机炮排和大多数重武器都被留在这里：携带它们已经成为沉重负担。

7月31日，先遣连自和田地区的于阗县普鲁村出发。与此同时，部队领导机关和新疆和田地方政府组建起由900多名民工、4500头毛驴组成的9个庞大运输队，为进藏部队驮送粮食、马料等军需物资。

在行军第一周结束时，先遣连就损失了几乎所有运输队。李子祥说，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几乎无法从中间穿过。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头驴子和骆驼死掉。

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战士们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即使这样，先遣连仍以每天35公里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仑山中行进。

第9天，他们开始翻越海拔6000米的界山达坂。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天突然变脸了，乌云翻滚，大风夹着大雪扑面而来。“我们被吹得东倒西歪，周围都是雪，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冷，而是高山反应。我们都开始出现头疼、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症状。”彭青云回忆。

随着海拔的增高，连马都不走了，有的马鼻孔开始流血。这时，他们失去了第一个战士：刘进吉。

为了跟上队伍，刘进吉把自己绑在马背上行进了几天，终于没能战胜严重的高原反应。他的登记信息很简单：1917年出生，甘肃天水，汉族。

类似的先遣连烈士还有很多，由于无法获知他们的家庭住址信息，绝大多数先遣连烈士的烈士证至今还没有发出。

好不容易过了界山达坂，先遣连走进一片美丽的草甸。草甸上有几个小湖，水碧蓝碧蓝的，成群的野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着草皮。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了难得的两天休整，他们给这个草甸取名为“野马滩”，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过了野马滩，就进入藏北高原，部队开始了雪地行军。高原强烈的日照在雪地上反射回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第一天的雪地行军，很多人的眼睛就开始泪流不止。到了第三天，半数以上的战士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刚开始，大家只是觉得眼睛比较烫，像火烧一样，接着两眼又肿又胀，眼球好像要跳出来似的。卫生员徐金全把眼药水都拿了出来，每个人一天点三次也不奏效。

彭青云回忆：“有一天，刚走了不到5公里，全连竟找不到一个能睁着眼睛带路的人了。”

李狄三与几位连队干部碰头，决定就地扎营，想办法先把眼疾治好。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雪盲——阳光中的紫外线经雪地表面反射对眼部所造成的损伤，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医治，全连战士像一群盲人一样，闭眼围坐起来，讨论了半天，毫无头绪。

恰在此时，炊事班的战士有了意外的发现。炊事员的眼睛也患了严重的雪盲，做饭时眼睛看不见，好几个人把锅灰抹在了脸上，没想到眼泪竟流得少了，眼睛也能看到东西了。炊事班赶紧将这个偶然的发现向所有战士推广，第二天出发时，每个战士都用锅灰抹了黑眼圈，才顺利走出了雪地。9月1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先遣连到达阿里地区改则宗(即改则县)的两水泉。至此，进藏先遣连已经艰难跋涉了1300多华里。

在两水泉，他们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据点。

这一个多月，是一次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远行军。一路上，先遣连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在茫茫的藏北高原上，甚至找不到有人生活的痕迹。“地广人稀”四个字在这里有着最现实的注解。

“夏保”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画像。

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与冈底斯山脉间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700公里的辽阔地带。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旷野富含碱性，基本属于不毛之地，很多地区至今仍是无人区。可可西里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分。到达改则时，先遣连刚刚横穿了这片至今仍令探险者畏惧的无人区。

一百多人的进藏先遣连孤独地行进在这片旷大、原始的荒原上。以先遣连最先到达的改则县为例，在这片几乎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土地上，现在的人口总数也仅仅1.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两人。

在两水泉扎营后，先遣连就组织了五个侦察组，分头出发寻找藏胞，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搜寻，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参加的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最后除了李狄三、陈信之带一个班留守营地外，其余干部每个人都要带一个小组出去寻找。

彭青云回忆，有急躁的战士发起了牢骚：“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可这里连个人都找不到，我们解放谁啊？”

战士的牢骚不无道理。只有找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才真正与这片神圣的国土取得了联系，才能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传达过去，打开解放西藏的大门。

最先找到藏胞的是彭青云小组。他们在草原上发现了几颗尚未干透的羊粪蛋子，于是顺着放牧痕迹一路找寻过去，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藏族帐篷的火光。那是一对藏族夫妻，带着四个孩子在放牧羊群。

彭青云没有贸然上前——他们这个小组没有人懂藏语。天已经黑了，几个背着枪的男人忽然出现，必然造成藏胞的恐慌，引发误会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彭青云派人驰快马赶回营地报信，其余的人则绕到一道土梁的背面隐蔽起来。几个人和衣而卧，捱过了高原寒冷的一夜。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户藏胞开始拆帐篷准备转场了。彭青云急了，赶忙露出身形，远远地冲他们喊话。这下却把藏胞吓到了，一家人丢下帐篷和羊群，慌慌张张向山上跑去。

彭青云先是解下了自己的枪，表示自己没有恶意，随后取出了一条哈达，双手捧着向山上走去——这是先遣连进藏前就做好的“功课”，按藏族的风俗，献哈达表示祝福和尊敬。

可藏胞对这几个带着枪的陌生人仍存戒心，那个藏族汉子端起了杈子枪对准彭青云。彭青云向前，他就后退，彭青云停住，他也停住。始终与彭青云保持着百米以上的距离。

直到当天下午，李狄三带着翻译乔德禄等人快马加鞭赶到时，两个人还在对峙着。

李狄三分析了一下形势，决定先带着战士们帮藏胞收拢四散的羊群。之后，他和彭青云一起赶着羊群向藏胞过去。两个人手捧哈达，喊着“夏保”（藏语“朋友”）向藏胞走去。这一次，藏族汉子收起了枪，还把他们请进了帐篷。

有了翻译，李狄三等人向藏胞解释解放军的性质和使命也是一大难题。现在，藏语用来称呼解放军的“金珠玛米”，直译过来是“拯救苦难的菩萨兵”，词语中饱含着藏族同胞对这支人民军队的赞颂之情。而先遣连出现在藏胞面前时，“金珠玛米”这个词还没有出现。

翻译乔德禄犯了难。

乔德禄是青海人，是彭德怀亲自为进藏先遣连选派的藏语翻译。可是，藏语也有方言之分，青海藏语和阿里地区的藏语交流起来，本就有些磕磕绊绊，把很多政策方面的用语说明白就更难了。

“解放军”用藏语怎么说，乔德禄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情急之下，干脆用上了与藏胞见面时的第一个词“夏保”。

“解放军就是藏家的夏保。”乔德禄这样翻译。

60年后，在甘肃张掖的家中，患有严重哮喘的乔德禄已经很难接受采访，但还是断断续续地给记者讲述了这段往事。现在，老人想起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还不禁大笑，却引发一阵嘶哑的严重气喘。

这当真是一个贴切的翻译。藏族人重情重义，最看重的就是朋友。眼前的这支军队，骑着战马而来，却没有带来战争；手中有枪有炮，却对藏胞亲如家人；长途跋涉后衣衫褴褛、缺衣少食，却对藏家秋毫无犯，还舍得拿出布匹、粮食、药品来救济贫苦。这样的军队，当然是藏家的朋友。

找到第一户藏胞之后，先遣连很快又找到了第二户、第三户……“夏保亚古都！（解放军好！）”在藏北高原流传开来。用“夏保”称呼解放军，此后在阿里地区沿用了很长时间。

先遣连出现在藏北高原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阿里首府噶大克，随后又传到了拉萨。

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正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企图以武力对抗解放西藏。

进藏先遣连就在这时候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他们身后的藏北，登时让西藏地方政府大惊失色。

五项协议

驼队攀登昆仑山。

1950年10月7日，西南军区主力部队巧渡金沙江，兵锋直指进藏门户昌都。随后，昌都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第18军用时12天攻克昌都，全歼藏军主力。

昌都战役实现了以战促和的战略构想，让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并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是后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战役之前，先遣连已经继续向藏北高原腹地挺进，到达了一个叫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补给、筋疲力尽的先遣连决定在此停留休整。

而在这个艰难寻找到的藏胞聚居地，先遣连却发现，自己被藏胞们避之唯恐不及。藏胞们都躲得远远的，即便是送上粮食、砖茶、糖块这样深受欢迎的礼物，也没有人敢收。

原来，阿里地方政府在西藏摄政的严令之下，在藏胞中四下散播反动谣言，强行阻止藏胞与先遣连产生任何接触。直到昌都战役之后，阿里地方政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开始和先遣连进行谈判。

李子祥说，谈判前，阿里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习惯比武，想了解先遣连的实力。

论比武，先遣连战士个顶个有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他们毫不犯怵，可是很多人却不好意思上场，因为他们的军容实在是太寒酸了。

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近2000华里长途跋涉后，先遣连全连干部战士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一身像样的军装。跋山涉水，爬冰卧雪，早把他们的军装磨成褴褛，只能勉强遮体。最后，先遣连集中了还算完整的22身“好衣服”，给参加比武的战士穿上。

比赛枪支射击，先遣连的战士大胜地方政府的藏兵。彭青云还上场给比武加了个“表演赛”，步枪立姿、跪姿、卧姿射击，手枪左右开弓，双枪齐射，一气呵成，枪枪命中靶心，引得藏兵都拍手叫好。

最后比试射箭。一个藏族武士上前，箭无虚发。对这种原始的武器，先遣连却没几个人能用得好。结果蒙古族战士巴利祥接过了弓箭，拉满弓却不放箭，只听他大吼一声，生生把一张硬弓拉断了。这下，藏兵们心服口服了。

此后，双方开始了对等的谈判。先遣连与阿里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才旦彭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内容包括：嘎本政府（阿里地方政府，下同）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僧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嘎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五项协议》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在布上的，大概有两三米长，内容非常详细。可惜其原件在送往新疆途中丢失。

据阿里地委党史办考证，《五项协议》是人民解放军进藏史上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五项协议》才告废止。

但是，即便是签了《五项协议》，阿里地方政府也没有真正接纳先遣连。不久后，他们又派兵暗中围困了扎麻芒堡。

这时，先遣连也接到了王震的电报。为了在昌都战役后顺利展开和谈，不刺激西藏地方政府，王震向先遣连下达命令：“停止向纵深发展，就地迅速转入过冬备战，自力更生，坚持到春季会师。”同时，他要求先遣连“不准增加藏胞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

对先遣连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生死扎麻芒堡

先遣连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10月下旬，昆仑山被大雪封闭，先遣连成了困守扎麻芒堡的一支孤军。此后的7个月，是先遣连进藏后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

没有人向营地进攻或射击，但是死亡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

在先遣连及后续部队完成进军任务后所作的《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中，这样描述了扎麻芒堡：一块流沙中之绿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个山顶英雄连都构筑有野战工事，地形较为复杂，为军事上良好之阵地，有泉水味不佳，柴草丰富，但较远。气候不好，每天下午刮大风，人们一举一动都感到呼吸困难，时常有病员发生，其病症大都为身上浮肿，医治无效，日益严重。

先是浮肿、最后皮肤迸裂出黄色的液体而死亡。一个又一个先遣连战士重复着这个痛苦的死亡过程。

乔德禄沉痛地说，在战斗中牺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先遣连牺牲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死去。出现浮肿后的病号，先是不能进食，短则几天，长则几十天，浮肿会蔓延全身，脸上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没有人知道这就是高原病，更不知道治疗的办法。接连倒下的战士，使这种病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传染病。

为了解决这个怪病，卫生员徐金全建议，患病的士兵全部隔离，并在天晴时到地窝子外晒太阳。这种简易的“太阳疗法”并没有取得效果，不久后，徐金全也病死了。

地窝子，是先遣连长驻扎麻芒堡后修建的“营房”，其实就是在高原冻土上挖一个坑，顶上覆盖着帐篷或者骆驼刺——一种高原灌木。地窝子虽然勉强可以遮蔽风雪，却阴冷潮湿，更加重了病情。

出现浮肿的另一个原因是饥饿。

大雪封山之后，从新疆方向送来的后勤供应彻底断绝了。此前的供应，因为损失了大量马匹骆驼无法携带，大多存放在300公里外的两水泉和多木两个据点。平时就靠10峰骆驼不断向扎麻芒堡转运。

进入冬季的藏北高原，完全被冰雪覆盖，最低气温能到零下四十摄氏度，连骆驼都无法生存下去。一次，李子祥带着战士王兴才返回多木运粮，途中遇到暴风雪。在野外过了一夜之后，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失去了两个指头。

运送粮食的驼队日益萎缩，很快就不能保证每日所需。即便这样，先遣连也从未向藏胞伸手张口。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前，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他们与阿里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写明“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

战士们只能用生命来信守自己的诺言。坚持活着，成为先遣连此时最基本的使命。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先遣连成立了一个打猎组。

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就牺牲在打猎途中。他和战友鄂鲁新一起去狩猎，一连走了几天，终于打到了几头野牛。“战利品”不能一次运回，鄂鲁新就用骆驼先往回运一部分。几天后，当鄂鲁新返回时，却看不见巴利祥，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处背风的山坡上找到他。原来，巴利祥又打了两头野牦牛，肉都运到山脚下。可能是实在太累，他找了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裹着生牛皮坐在地上，却就此永远睡去。当鄂鲁新找到他时，牛皮已经冻在身上，扒也扒不下来。

1951年1月，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发出了三封电报：现在这里作战现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号多病马多死马多，我们没办法制止这个问题发生。

随后电报称：全连18名病危者，前几天死亡了两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发肿皮质破裂而死。62匹马完全不能使用。

第三封电报：新发生较重10名，放马、放哨、打柴都靠10多个人担负。马有30匹，全不能骑。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烂的了，袜子完全没有了。

不断有战士死去。李子祥回忆，最多的一天，先遣连共举行了11次葬礼。有的战士就死在埋葬战友后回到营地的途中。

在扎麻芒堡，先遣连的牺牲者最初都埋在距离营地两三里地远的一个向阳坡地上。后来，由于无力将死者运送出这么远的距离，他们就在地窝子旁边埋葬死者。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发现大量减员，所有死者都是平坟下葬，不立坟包、墓碑。

1965年，阿里军分区将先遣连烈士遗骸集中迁移到狮泉河烈士陵园。

他们永远留在了高原。

人民功臣

在得知先遣连的困境后，远在新疆的王震将军就下达了“不惜代价，接通运输线”的指示。王震在给西北军区发电报请求上级支援的同时，还两次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1951年年初，救援队伍带着1700多头毛驴、几千峰骆驼和骡马分三批先后进藏。第一批500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没有翻过界山就全部倒毙；第二批又是500头毛驴，只有16头翻过了界山达坂，但在失当古宿营时又被全部埋在了雪里。

1月11日，第三批由707头毛驴和牦牛组成的驮运队，满载1.5万斤给养、食盐和年货从于阗出发。25天后，当驮运队到达界山达坂附近时，只剩下30多头牦牛。进藏时每头牦牛驮40公斤粮食，却还不够牦牛沿途的饲料，基本消耗光了。驮运队决定除留下3头牦牛外，其余全部杀掉，只留两人继续往前赶，其余人员返回于阗。

维吾尔族救援队员塔里甫·伊明和肉孜·托科提拉着3头牦牛艰难前进，途中又遇暴风雪，牦牛跑散了，塔里甫在追赶牦牛时牺牲。肉孜·托科提赶着剩下的两头牦牛，终于在正月初七那天到达两水泉，为先遣连送来代价高昂的1.5公斤食盐、7个馕饼和半马褡子书信。

信件都是来自内地的慰问信。指导员李子祥一封封地读给濒死的战士听，给了他们最后的安慰。

1951年2月5日，春节。这一天清早，又有2名战士死去。如果他们知道身后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当会使得烈士的英魂获得一丝安慰。

这一天的中午，先遣连的电台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以一整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

一直到1951年5月，冰雪开始消融之时，随着后续部队的到达和驮运线的接通，先遣连才从死亡威胁中挣脱出来。可他们的总指挥和党代表李狄三，却在这样的时刻轰然倒下，成了先遣连牺牲在扎麻芒堡的最后一人。藏北高原上，总共留下了63位先遣连烈士的忠骨。

李狄三是先遣连最早患高原病的几个人之一。可这位先遣连的直接领导、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却从未流露半点气馁或绝望的情绪。

李狄三烈士牺牲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5天。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神智已经恍惚，部队首长俯下身子，贴着他的耳边说：“李狄三同志，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经在北京签订了。”

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生活在甘肃张掖。他曾著文回忆，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然而，李狄三却在病榻上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以免让我临死还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后续部队到达扎麻芒堡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曾自修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

李狄三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1951年5月7日，那是他的遗嘱：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笛子、一件皮大衣和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一支钢笔——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最后的老兵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

进军阿里嘎本政府所在地噶大克的任务原本没有派给先遣连，而是连队向师党委发电报请求。此后，除病号继续留守扎麻芒堡外，先遣连其余45人分成两个梯队进发。

8月3日，先遣连到达噶大克。战士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衣衫褴褛，面有饥色，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当天下午，先遣连在赤门色专员的住地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经过一年零三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圆满完成了“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

历史却在之后不久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阿里解放后，先遣连就留在普兰，担负起达马山口至兰批雅山口一线的边防任务。这期间，部队的电台发生故障，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就在上级单位急切地联络这支部队时，西方媒体转发了一条来自印度的消息：“中共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

时值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已经“失踪”很长时间的先遣连，被后方不知就里的人们和这条消息联系了起来。一时间，丰碑蒙尘，英雄蒙冤。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人为“叛国集团”。

先遣连被解除了武装。据说，当时工作组准备将曹海林等人“就地正法”，但在新疆军区王震、左齐、郭鹏等将军的再三交涉下，才决定将“叛国集团”押回新疆处理。

彭青云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离开先遣连两个多月了。当时，他以进疆部队和进藏部队双重代表的身份，准备进京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到了四川境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连队会“叛国”，一度想返回阿里，最后是在西藏和西南军区几位领导的劝说下，才如期到京。在北京期间，彭青云对上级“用脑袋担保”：先遣连不会叛国！

曹海林一行被押送到新疆皮山桑株达坂下的路口时，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原二军军长郭鹏亲自前来迎接。先遣连参谋周奎琪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的队伍离军长还有几十米时，军长就大步迎了过来。队伍停下来了，谁也不说话……郭鹏亲自为曹海林松绑，负责押送的人试图阻止，郭鹏一巴掌甩在那人脸上，怒骂一声“混蛋！”

经过一年之久的审查、甄别，这起涉及60多人的“叛国集团”冤案才被平反。之后，战士们有的复员回到原籍，有的被遣送到兵团农场劳动，只有少数人留在了部队。

先遣连在西藏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连长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此后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多次冲击，甚至被捕入狱。一位作家曾就此采访过他，他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

指导员李子祥，在先遣连解散后复员，回到山西闻喜老家，曾当过村干部，如今生活在一家养老院里。他的一个孙子现在在阿里服役。

副连长彭青云，继续在阿里部队服役，曾驻守普兰。此后，他在北疆的一个兵站度过了十几年光阴，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军区领导偶然得知这位曾叱咤风云的特级战斗英雄，才得以调动。

通讯员曾自修和翻译乔德禄都生活在甘肃张掖。两人都在部队继续服役了一段时间，上世纪60年代转业到甘肃的一个农场。即便是邻居，也只当他们是两个老态龙钟的平凡老人。

……

曾经的苦难，曾经的荣耀，已成记忆。完成了那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后，先遣连战士们的个人命运随着历史的波涛，起伏汹涌，终归于平凡。

本文采写得到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退休干部陈永泰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1.7.26 17、20版

原标题：天路先遣